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3】
香港1980年代以来关键都在房地产。中英协定规定每年限量批地50顷，这方面政府是赤裸裸干预市场而不是放任。1984年至1997年六月，楼价升了14倍，推到一个和港人收入远不相称的地步，把全民财富集中在不神圣的三位一体（房产、地产股和按贷银行），进一步鼓动了港人走精面赚快钱，增加了政府收入，扭曲了政府决策。
世界上比较上路的政府，很少故意搞地产过热，玄妙的是香港历任政府竟甘于汇同发展商和银行扮演地产热钱化的主谋共犯，而沾沾自喜的我这代有恒产者岂能不成从犯？香港用于城市建设的土地少于20％，英国殖民者留了超过80％给山和树，香港的土地真的不足吗，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的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后者。）1997那年，香港卖地收入占政府总收入23％，还未算印花税。反讽的是，一半人口住的公屋，加上公共设施、公立医院，公费教育和公务员，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我们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交那么少的所得税和利得税？
这就是香港经济的移形换影大法：香港政府既似是积极不干预的放任小政府，又是对社会能力强势投入的大政府，像是有两个回异的经济学家——弗利民和阿玛塔耶森——同时在指导香港经济，而从制度政策看，看到的却是一只依重地产并以干预来偏护地产金融财团的有形的手。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变了怪兽。
这个举世无双的香港本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不知道是天才的剧本，还是自然浑成：土地是皇家的，政府做庄家，以限量供地造成稀有令房价长期上扬，吸引香港人纷纷问银行贷款买房，世代相传了地产必升的神话，港人有余钱就继续买房，或投在当时七大地产公司主导的股市，让有恒产者与地产商、股市、银行利益与共，至于买不起恒产的人，政府建公屋低价让大家住，同时靠卖地增政府收入，保持低平窄税，法治开放，联系汇率，繁荣安定，进一步吸引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避难逃资、投机热钱涌入香港，房价股市越发猛升，大家发财，顺便造就了我城几十年的富贵与浮华、我这一代人的灿烂与飞扬，思之令人感伤，然后不禁哑然失笑，简直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天仙局，谁还理会制造业空洞化、资源投在非生产性的建设、竞争力消失、房价比新加坡高三倍、大陆在改变、地缘优势在磨灭、热钱靠不住？突然日转星移，好日子不再。场面撑久了，我这代人没见过别的世面，还以为这就是本该如此的永恒。一个亚洲金融风暴，问题都出来了，可是已积重难返。
今天香港的问题，都和1997前我们自已设的套有关。譬如，我们的基本法里，规定公务员的薪水不能低于九七前，就算经济不景，他们的薪水也不能大调，以此来保护当时公务员的信心。又譬如，我们自以为平衡的预算很重要，故在基本法里对此有期待。这点让董建华担心，从1998年到现在，香港每年都有赤字。
有些人说董建华上台后改掉了许多东西，其实现在香港更多是九七前的继承，而不是九七的决裂：并不是说英国人走了，我们不用他们的政策，不受他们的影响了。重大的局面都是九七之前已经布好，而不是九七后才有的，我们只是把九七前的问题更劣质化更外露罢了。
我们的公务员以前听命于英国外交部和女皇任命的殖民长官，现在也是采取和上面完全一致的态度，他们无所谓，只要老板叫他们做什么，他们把它做好就是了，现在做事是没以前轻松了，但他们除了自保自惠外是不担当的，敢为老板在外面说几句话护主，就叫很有胆色了。
董建华政府的认受性来自北京和财团主导的一小撮人，自然向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倾斜，现在香港高级的官员，我同代的聪明人，也就不会去挡住北京治港官僚及财团对政府的暗箱操作。不过财团和主权国官僚的影响向来很大，1997后只是延续，倒是特区行政长官的自主性似更弱于受命伦敦的港督，遂恶化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局。
1997年的香港是非常繁荣的，给了好的开始，财团和官僚结合的新政府以为自已掌握到过去香港成功的要素，很懂香港，非常自信，其实他们由工商专业从政，或由官僚扮政治人，对香港的认识是局部的、选择性的、甚至自我误导的。
本来，回归后的政治安排有点像中国当代史上名声不好的训政，不过训政也是一个机会，大权在握，是可以趁头几年解决一些香港固有问题及部署应对外部剧变，可惜董建华运气和能力俱不好，无法用上训政给他的机缘。
现在看起来，从外部来说，大陆的改革开放，初则对香港有利，再下来既一定有互补互利的双赢情况，甚至是大陆领著香港飞的共荣，但也会让香港体验到“让你的邻居做乞丐”这句话，地区与地区间的激烈竞争是必然的，究竟，香港以前的独占性的地缘优势是没有了。所以说外部的情况是喜忧参杂的。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殊胜，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我自己去了大陆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盲点，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我相信香港不会像扬州、威尼斯般，由区域枢钮都会一落千丈只剩下旅游。不过看到英美一些工业城市一衰落就是几十年，也有可能香港转型需要漫长的一段时间。
我知道还是有人以为政府少说话少计划，香港经济就自然会好，这是我这代既得利益者的一厢情愿。2004年市道转旺，大家憋了很久，期待重温旧梦。可惜时代不一样，一个更严峻的变局已成形，我们不可能回到往日——何况以前香港政府也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不干预。
往前走，我们要解掉一些1980年代以来自已设的套。我们要来一个“边缘向主流的反扑”。 爱国和民主就是必须并肩变为主流现实的两个边缘价值，缺一不可，否则既有宪政危机，也改不了打笼通资本主义的决策腐败、政府自主性旁落、财富两极化——香港的财富差距越拉越开，坚尼系数竟由1971年的0.430升至2001年的0.525，属最糟糕的发达国家之一．
爱国和民主都是香港这场实验早该完成却未完成的部份，是自利的我这一代人迟迟交不出来的功课。
我们1980年代开始过份重视地产和金融，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发展商，而把原有的贸易、工业冷落了。现在，我们不应只膜拜对香港生产力和竞争力最没贡献的地产商和被过誉的资本市场财技人，应重新推崇有国际或地区视野的贸易商、工业家、物流界、基建发展商和创意业，及实干赚辛苦钱的其他产业如零售业和部份不受利润保护的公共设施业。我们需要更多样化的产业类型。
政府现在说香港以金融、物流、旅游、工商业为主，仍不突显工业。但我这代人所未遇上过的结构性失业，终于出现。失业打击了我这代部份的人，而将持续困扰下一代。这是外部环境转变和产业偏食的后果，只鼓吹金融和服务业，很明显不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高失业是很伤害社会凝聚的，有经济学家就提出“二元经济”，一方面，我们还要继 续鼓励金融这类“高价值、低就业”行业，但从另一元来说，我们也要开发那些“低价值、高就业”的产业，包括所谓本地经济，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会缺少就业机会。“二元经济”原指某些大面积地区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并存的经济。在全球化下的全球城市，则倾向出现收入二元分化的趋势，一元是高收入职业，一元是低价值服务业，像速食店职员、清洁工、小贩、迪斯尼主题园的服务员等。
二元经济的说法很正确的指出维持就业不能只靠金融服务和大企业，但我们要注意“低价值、高就业”这样的思维语境里的“认命”倾向，小心反过来合理化了已经严重的两极化趋势，并衍生出二元分割的路径依赖。
我这代很多人是穷出身然后翻身到富裕，现在若把就业者锁在两个世界，扼杀了往上流通的机会，等于正式宣告了下一代人的香港梦——水涨船高大家明天都更好——的幻灭。这将是香港的倒退
我觉得，香港必须也有条件去倡导二元经济的一个更进取的规范性目标，就是“中价值、中就业”，这样大多数下一代才会有寄望。
我们要鼓励制造业、贸易和与制造业配套的服务业，找回80年代给我这代人弄丢了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创业观，如果不是那样，以后香港凭什么来做珠三角的前店呢？人家为什么要把物流给我们呢？香港完全不参与某些工序的研发生产升级，不深入珠三角生产链，最后我们连物流也沾不到。我们不能总是厚著脸，求中央政府扭住广东省的脖子让利给其实更富裕的香港。
香港并非一无所有之地，我们有多年的累积底蕴，重做制造业、贸易和配套服务的产业不是不可行，有很多榜样可以学，义大利北部的工业是由无数工作坊式的小工厂组成的，绝对是中价值、中就业。（不过义大利的重家族不重法的作风则不值恭维。）
我在上文说过我这代人的国际观其实是有局限的，其中一种局限是参照物件太窄。美国故然不能忽略，但更适合为香港整体参照的有新加坡、台湾和韩国，有社会成就高的丹麦、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小国。荷兰环水地小人稠（是香港人口两倍多一点），是全球第6大对外投资国和出口国（跟香港相似），产业比香港均冲多元，以贸易和物流著称，强盛的制造业则传统和高科技俱重，大公司和工作坊并列，既有国际名牌，兼发展金融旅游原料通讯，连渔农业（含花业）也蓬勃，城市化程度高，失业率在西欧是偏低的，财富分布相对均衡，它的政府、资本与劳工的协商民主政治，也值得参考，通过协商减政府预算、限劳工工资，是后福利主义第三条路的典范。近年全球经济不景，荷兰免不了，偏右政府上台，继续砍政府预算，减公务员工资人数。
当然，香港最重要是认识自己，弄清楚自己的各种能力，新的发展是要“附加”在现有资源和经验上的，要“趁势”，要“扎堆”，要“透孔”给多点人参与，我称之为“香港作为方法”。
这里，政府除了改善基建、教育和促进交流外没有太大的参与空间，首应做一件事：减税，给愿意做制造业者一点税务优惠，以诱创业者回来香港，并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象征资讯：香港政府的优先次序和作风已调整了。在减税这点我相信连香港的弗利民追随者也不会反对。
还有，现在空置的厂房和写字楼，让他们的价格跌到最后，并继续提供工业用地，以诱中小企业和工作坊进场，因为当初就是政府促成的高房价把它们扼杀的。厂房写字楼不同住宅，不伤及中产阶级，政府想都不应想去救市，这才是积极不干预。
当然，政府应该用公权反垄断，为中小企业除障，甚至引导本地企业为内部市场生产中价值的进口替代，让本土经济也不但开动且能走向中价值、中就业。
城市本身是品牌，要有良好的营商、旅游和居住的软硬条件，要人家赞赏自已满意。在全球化状态下，城市品牌的经营可以创汇、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其中少不了世界性品味文化和精致生活带来的中价值内需。
我们不要那么失败主义的说要保障就业，只能一元是高价值低就业的，一元是低价值高就业的。在两极之外，应有更多层次，而作为政府的政策愿景，更宜奋力造就中价值中就业，或用我同代的经济学家曾澍基、陈文鸿的说法：是“优化的低价值高就业”。
如果香港没有新就业机会，有的也只是些很低价值的工作，这样的把部份人排拒在下的社会将是令人沮丧的。我这代很多人已上岸，可是在我们退场前是不是也应替下一代铺好路，总不该留下一个大多数人是低价就业的鸡肋城市给下一代。
要做出中价值，很关键的一点，也是我这代主流所忽略的，就是文化和价值观上，我们也要从边缘反扑主流。
以后人家需要的不是那些价低的产品，而是要创意、要想法、要服务、要彃性、要科技和文化内涵、要满足利基需求。
香港本身并不是没有这类文化、学术、技术和社会资源，无论是精雅的、通俗的、科技的、工艺的还是另类的，香港全光谱都有，现都在边缘。不够的话，作为开放社会，我们现有的人材知道如何引进更多外面的人材。现在要做的是让这样的文化技艺和价值观走回到我们社会的中心来，不能单靠我这代人过去那种考试过关、做个不能近观的道具、赚快钱的心态了。义大利工作坊里做个家具，要有资产性投资、技艺，审美品味，也要愿花时间、有所追求。
我前阵子看过一篇大陆杂志的人物访谈，那大陆人说他最近去过一次香港后对香港的印象完全改变了，他去了一家小小的冷门唱片店，在那里，他把他一生所有想找的唱片都找到了。原来香港什么都有，如果你真的去找的话，是什么东西都找得到的。但同时，它们又都是小小的，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主流对文化学术一直少有理会，主流1990年代都在忙地产。
如果中价值中就业的产业是香港的出路，最终还得回到香港人的教育，建构较丰满的文化价值——但不要以我这代的主流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