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2】
我这代这种心理，早在成长期就有了，到我们出道后更是主流价值，不是现在年轻人才这样，现在年轻人都是我们这代教出来的。说1970年代是“火红的年代”、我这代是理想主义一代，喂，老鬼们，不要自我陶醉了。
正如太多我这代人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比不上我们的上一代，只是运气比较好。同样，火红的一代也只是后来膨胀了的神话，严格来说，都是失败者。
首先，火红并不是我那代的主流特质，实际参与的人就算在大学里也只是很小的一群：我在1971年进香港大学，在我所住的宿舍里前后三年百多名宿生中，我知道的参加过“保卫钓鱼台”运动最大一次示威的才只有3个——有个别的宿舍比例确是较高。
当时大学生的左翼小圈子里有两派，一个是毛派，也叫“国粹派”；另外是更小的圈，是左派中对当时的毛和文革有批判的一派，叫“社会派”。在大学外，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几堆跟当时仅存的港澳老托派联络上的年轻激进派，这些圈子也很小，虽然戏剧效果较大。教育、教会和后起的社工界、法律界、新闻界也有个别关心公义的人士和组织。像我这样松散参加过校园民主、民生（反加价、反贪污）、民族（中文成法定语文、保钓）等活动的人则稍多一点。港澳工委在香港的有组织“左派”（不包括亲北京
工会会员）人数当然又多一点。但总的来说在主流社会里是少数，说起来远不如1989年、2003年上街人数——那才是火红的年份。
待四人帮倒台，不少毛派学生马上进入商界，到美国银行等商业机构做事，一点障碍都没有。1979年改革开放后，他们又是第一批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到底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
可以看到，毛派的深层执著不是毛主义，而是国族，可提炼出来给今天的是爱国。其他零星异端左派当年的主张也幸好没有实现，然而他们的基本关注是公义，可滋养今天的民主诉求。这就是火红一代的遗产。
火红年代的影响很有限，所以在1980年代，民主和爱国都未竟全功。如果婴儿潮一代人当时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万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写，事实是大部份我这代经济动物根本没有去争取，而少数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对普选等普世价值的。同时，我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对大陆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更严重拖慢了港人学习爱国的进程。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1980至19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洲的移民潮。对部份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份是因为九七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风险保险。有部份的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去彼邦，丈夫仍在港工作，成“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彼邦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移民加澳应属失利。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大陆的变化，九七前后回流香港的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溶入彼邦，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彼邦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二十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
一直以来，就香港大学来说，主流所向往的，除了当医生外，是在香港政府里当官。文官有两种，政务官和行政官，都要大学资格；而那些所谓最精英的政务官，他们的英语要好，大概头脑也要比较灵，这类官员总处于职位变动中，今年可能管经济，明年说不定派去搞工务，换来换去，当久了自以为什么都懂，其实是按既定规章制度程式办事，换句话说只懂当官僚。说到底，他（她）们也只是香港教育出来的精英，我们又如何能对他们有著他们认知程度以上的期待？
到1970年代中，主流精英除了各种专业如律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教师外，还多了一种选择：进入商界，特别是外企。1973年港大社会科学院应届毕业生就有几十人同被数家美资银行招揽。我们走进了香港的盛世——婴儿潮代的镀金年代。
我们带著这样的教育和价值观，自然很适合去企业打工，却同时想去创业和投机。我这代开始了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人，不像西方和日本上世纪中想象的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拚博，不太是为了忠诚完美，而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人，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俗（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公务（尤其当公务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理解到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亲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底子里是比较自利和计算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
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的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初是羡慕，后是不安份，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19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在1974、1984、1987、1989、1995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的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还不如买一个单位的楼。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上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我的牙医边替我整牙边打电话问股票价。多少做工业的人把工业停掉，用厂地让自己转项去做房产，我们的偶像改成地产商或做股票玩财技的人，而我这代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确实得利。
19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列根戴卓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了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公地的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解规管渐成政策。资本市场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众认股）。好象是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不过，当学说变成信仰咒语后，就出现外部效应，不利于社会进阶和凝聚。 1980年代我们的一些作为，决定了今日香港的局面。不用多说的是中英联合声明、一国两制、基本法，这些1980年代开始订下的规范性的纲领。
1980年代大陆开放，我们的工业就搬到珠三角去了，谁都不能用工业空洞化的理由劝别人留港，或提出什么工业政策。既然是赚钱机会嘛，那就去吧，本来已经有点到头的轻工业，也不用烦升级再投资，那些陈旧的设备都被运进大陆，找到廉价的劳动力，重赚了一笔，并即时利及香港。工厂搬走（像当初上海人南来开纺织厂的用地），正好改做房地产。可这样一来，整个香港在1980年代开始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制造业。
1983年的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金的汇率变成一比九块五毛五，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改跟美金挂勾，当时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被稳定了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金。
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著经济体质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19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
举个著名案例，在九七回归前，那时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只能跟著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大陆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等原因），应提利率才是，却变了降息火上加油。
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